我与政法有故事

怒江州泸水市纪委监委 董杨濠

下午，办公室来了一个同事，提到羊拉派出所，我心头一热——“我知道羊拉精神！”羊拉派出所第四任所长曾是我的藏语老师，记得那时候他总是耐心地一字一句教我藏语，生活上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想起了很多很多，不知何处下笔。恍惚间，阿柱捧着搪瓷缸子走进来的身影竟与晨光重叠，他总爱说：“这茶得煮三遍，跟干案子一样，得熬。”

2015年深秋到德钦县人民法院报到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阿柱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法院制服，袖口磨出毛边，却把我领到办公室的动作格外郑重：“小董，这屋冬暖夏凉，就是风大，案卷得压石头。”那时他刚从县委办调到办公室，桌上还摆着个掉漆的铁皮盒，里面装着各种型号的螺丝刀、胶布，“跑乡下办案，车坏半路是常事，这些比法条管用。”

后来，参加办案以后，我写的第一份庭审记录，被老庭长用红笔改得像幅画。他指着我笔下“当事人无异议”几个字，“得写清楚他当时的具体情况，讲清他说的每一句话——这些细节，比公章还能说明问题。”那天傍晚，他拉我去法院门口的藏餐馆，点了份牛肉盖浇饭，自己却只喝酥油茶，“你们年轻人长身体，我这肚子，经不起油腻了。”

有次下乡去办理一起纠纷案，车陷在河滩里。远处牧民骑着马赶来，二话不说跳进冰水推车。他们的藏袍被水泡得沉甸甸，却笑着比手势，示意我们先躲进不远处的帐篷。帐篷里的火塘烧得正旺，老阿妈把砖茶掰碎了扔进铜壶，茶沸时的声响里，夹杂着汉语、藏语和几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。最后案子调解成了，两户牧民握手时，把我们的手也拉了过去，几双手在火塘边握成一团，比任何签字都更有分量。

冬天的德钦总飘雪。有次去奔子栏办赡养费案，被告是个独居的傈僳族老人，见了我们就往火塘边缩，嘴里念叨着听不懂的方言。老干警脱了外套蹲在火塘对面，掏出烟丝跟老人卷在一起抽，时不时往我手里塞纸条：“他说儿子在丽江开客栈，三年没寄钱了。”老人突然从床底摸出个布包，里面是皱巴巴的汇款单，“法官，你帮我念念，这上面的数字够不够买青稞？”老干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声音比火塘里的火星还暖。回程时白马雪山封了路，我们在老乡家借宿，他把唯一的厚棉被让给我，自己裹着大衣坐了半宿。

去西藏法官学院培训前，送我去香格里拉机场那天，阿柱的车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垭口抛锚了。他钻到车底修了半小时，指着远处的梅里雪山笑：“你看，雪山在送你呢。好好看看拉萨，回来跟我说说拉萨的风景，拍几张照片最好。”培训期间收到他的短信，都是些琐碎事：“你桌上的仙人掌我浇过水了”“小王问你上次写的拍卖公告模板还在吗。”

上个月收到阿柱的视频，他在丽江的院子里种满了格桑花，说去年去德钦，发现我当年压案卷的石头还在院子角落里。“小董，别学我当年硬扛，累了就想想雪山——再陡的坡，总能爬上去。”

离开藏区的前一晚，大家相聚在一起为我饯行，平时在法庭上严肃得像雪山的执行局长，眼角堆着笑纹：“小董，在德钦的日子，像格桑花一样，开过就不会忘。”他的汉语里混着藏语的调子，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跟他去乡下执行，他蹲在田埂上教我认虫草。平时话最少的强哥突然开口，“上次陷在海拔四千二的地方，你跟我一起扛石头垫轮子，你说‘强哥，我年轻，多扛点’——那时候就觉得，这娃娃实在。”不知是谁先红了眼眶，老张端着水杯的手有点抖，洒在桌布上，像朵突然绽开的格桑花。局长突然站起来：“雪山会记得每一个来过的人。”藏区的风，大概会记得那个夜晚吧。记得一群人哭成一团，像高原上突然落下的雨，干净又滚烫。

窗外的怒江正涨水，涛声里好像混着阿柱哼的调子。原来所谓当年情，从不是某个人、某件事，是那些在雪地里焐热的真诚、在火塘边听懂的方言、在台灯下改定的字句，早已像德钦的雪山融水，顺着岁月的河床，悄悄流成了心底的河。如今每次提笔写东西，总会想起红笔划过的痕迹；每次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，总会摸出心里的那颗糖——这些带着当年温度的习惯，早成了比制服更贴身的铠甲。这一刻，雪山顶的阳光、办公室的红笔、西藏的雪茶，突然全涌到眼前。

所谓当年情，或许就是这样——没有具体的名字，却藏在每一缕酥油茶香里，每一笔红笔批注里，每双在冰水里推车的手心里。它像高原的风，吹过许多年，依然能让心底的某块地方，暖得发烫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一生不能忘记藏地情缘，这是一生的暖流，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年轻人。

每一个人都会有梦想，也许我比较幸运，也许和我对审判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分不开，人生不会随随便便就是一路坦途，只有心里有爱，眼里有光，敢于与青春的无知和迷茫斗争，朝向正能量的光芒，理想之光也许就在不远的前方。